从花树冠到凤冠：隋唐至明代后妃命妇冠饰源流考|凤冠|头饰

　　如洪武元年制“皇后首饰，冠为圆匡，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如之，两愽鬓，十二钿”。宋制令文之外的王母仙人队、云鹤等则不再添加。在实际操作中，也如宋代一般，龙凤的数目往往有所增加，或有失载于史的一些惯例（图22、图23）。

　　图22：明定陵出土孝端显皇后九龙九凤冠

　　图23：明孝端显皇后像

　　四、由常服首饰升格而来的“凤冠”

　　中国古代的传统女性礼服冠，随着明代灭亡而彻底终结。虽然已经出现凤的踪影，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概念中的凤冠，依然与以上礼服冠饰没什么直接关系。此时需要了解一个概念，即传统女性服装发展中的两个大体系，礼服和常服。以上各种均属于服制中的礼服系统，所搭配的大礼服属于“古装”模式，包括衣、弊膝、佩绶等大量传统构件，头戴传统花树礼冠。

　　但晋唐以来的女性，日常生活穿着另一类型的“时装”衫、裙、帔子，首饰则随意插戴。有些场合既不属于礼法限定范畴内，又比日常生活隆重，于是在裙帔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相对华丽的盛装，工艺纹样繁复精致，头上中央有时则会插戴凤鸟首饰。凤鸟也逐渐成为贵妇象征，越来越多出现在首饰上，在盛唐以来的贵妇、供养人壁画、线刻中很常见。有时还在左右插横凤首簪，垂珠结，其制或可远溯至汉代太后的“左右一横簪之，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这些可以使用在非礼仪性但又相对隆重的场合，类似后世“吉服”的属性。并长期不存在于礼法制度中。从图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首饰尽管华丽，但是搭配的服装依然是裙、衫、帔，而非礼服模式（图24）。

　　图24：唐五代贵妇常服、盛装首饰中的凤鸟和口衔珠结的凤簪

　　2001年陕西西安出土的宗女李倕冠饰?，便属于此类盛装首饰，构件中有凤鸟两翅和上扬的两尾，中央有花饰，还有若干长钗，钗首装饰小型凤鸟。由于原始位置已被淤泥挤压变形，复原时长钗被安装为十字形（图25），但原始插戴更可能为壁画所体现的横插式。晚唐五代敦煌供养人贵妇盛装中，也逐渐形成了此类中央大凤、花叶，以及左右横簪钗垂珠结固定模式。

　　图25：盛唐宗女李倕墓出土的凤鸟形冠饰

　　唐代日常衫、裙、帔盛装，到了五代、宋发展为大袖衫、霞帔、长裙，并在北宋进入制度，成为后妃的“常服”。明初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后妃的大衫、霞帔“常服”制度，或称“燕居服”，头上所带的“燕居冠”，继承了唐代以来的盛装模式，其最核心的构成，便是各种类型的凤鸟，以及左右插戴的凤簪，簪首垂下长长的珠结。

　　明洪武初常服冠以各种类型的鸟雀区分不同等级，皇后用双凤翊龙、妃用鸾凤，以下各品分别用不同数目的翟、孔雀、鸳鸯、练鹊。不过不多时，朱元璋嫌礼制过繁，废除了帝王之下官员的冕服制度，相应也废除了皇后、太子妃之下命妇的传统礼服制度，洪武二十四年，将本为常服的大衫霞帔升格为命妇的礼服，冠制也进一步简化，统一为“翟冠”，各品级以翟数不同区分。翟即野鸡，形态上和凤鸟很接近。这样就形成了后妃使用凤冠，命妇使用翟冠的模式，延续至明末。

　　比如皇后的“双凤翊龙冠”：

　　上饰金龙一、翊以二珠翠凤、皆口衔珠滴。前后珠牡丹花二朵。蕊头八箇。翠叶三十六叶。珠翠穰花鬓二朵。珠翠云二十一片。翠口圈一副。金宝钿花九。上饰珠九颗。金凤一对、口衔珠结。三博鬓。饰以鸾凤。金宝钿二十四。边垂珠滴。金簪一对。珊瑚凤冠觜一副。

　　其标志性特征，便是中心大牡丹花旁的两只珠翠凤、头顶金龙，以及插在左右侧、口衔珠结的金凤。尽管相距六七百年，与盛唐墓所出盛服冠饰依然接近。其余还有大量珠翠云、花、叶作为辅助装饰，甚至还包括了礼冠冠里的钿和博鬓元素（图26）。

　　图26：明代皇后常服双凤翊龙冠，身穿黄大衫、龙霞帔，《孝贞纯皇后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