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书画三大鉴定家

    中华书画网7月6日电：建国后，中国书画鉴定逐步走上了科学性、系统性的研究道路。书画鉴定以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作为主要依据。这期间，出现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鉴定家，他们在书画鉴定上各有所长，各具特色，形成了三大流派。 

    谢稚柳艺术鉴定 

    艺术鉴定即从书画艺术的本体，包括意境、格调、笔法、墨法、造型、布局等特征入手进行鉴定，是书画鉴定最直接的路径，是鉴定的筑基功夫。鉴定学中艺术鉴定最难，也最切实。艺术鉴定能解决的问题，一般便无需舍近求远地依靠其它的鉴定方法进行佐证。因此，优秀的书画家，加上厚实的书画史论功底，一般便是当然的鉴定家。古代鉴定家都是书画的行家里手，原因也基于此。正是从这一角度上，传统鉴定的“望气”方法才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谢稚柳最大的长处和贡献正在于此。 

    在国家文物局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中，谢稚柳名列首席。他一生的书画鉴定是和他的书画创作互为作用、相互影响的。他从历代大量书画名作中得到创作养料，滋养了自己的创作。反过来，丰富的创作经验又直接对鉴定产生影响。从书画本体出发对书画进行鉴定成为谢氏的主导风格。可以说，谢稚柳的鉴定是艺术鉴定，同时也是鉴定艺术。 

    谢稚柳的鉴定艺术是在创作中一步一步深化的。他的过人之处是着眼直达书画本身，绝对不会敲边鼓。早在1966年，他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发表了《论书画鉴别》一文。这是一篇系统的鉴定学论文。从传统的鉴别方法，到鉴别方法的论证、辩伪，特别是讲到对书画本身认识时，精论迭出，显示出艺术家对鉴定的敏锐观察力。他从笔墨、个性、流派诸方面来认识作品的体貌和风格。笔墨是形成书画的基本条件，也是书画风格的重要内容，更是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 

    谢稚柳创造性地提出“性格说”，认为鉴定的标准，是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即它的本质。一个画家可以产生水准高的作品，也会产生低劣的作品，问题不在于标准高低、宽严，而在于对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的认识，性格自始至终贯穿在优与劣的作品中。基于此，谢氏对于书画作品出现特例时，即某一画家临时变换习惯性画风，或者是早年所作的不成熟样式等等，总是不被迷惑，一锤定音，具有深邃的鉴别力。书画实践和他的望气性格使他的鉴定具有一种神奇性。从这点上看，谢稚柳是目鉴的天才。       徐邦达技术鉴定 

    在当代书画鉴定家中，徐邦达的鉴定著作最多，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代书画过眼要录》、《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重订清宫旧书画录》以及大量的鉴定论文，从各个方面详尽地对书画鉴定进行论述。从他的论著中，我们注意到，他在目鉴之外特别注重考订，诸如题款、题跋、印章、纸绢绫、装潢形制、著录等等，他无不精心审察分析，他用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书画作品进行客观的研究如果说谢稚柳的“望气”具有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色，那么，徐邦达的鉴定手法则具有系统性、可传授性，故而我们将他定位在技术鉴定。 

    运用著录是徐邦达鉴定古代书画的切入点，也是他鉴定的特色之一。著录虽属辅助依据，但徐邦达已将它运用到极致。他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中引用著录之量可观，并将其排比、对照、演绎、甄别，显示了他对历代著录的博览程度和驾御能力。他在鉴定一幅古书画作品时，如果是流传有绪，总是先一一引出著录所载，然后将著录中的记载和评价加以细致周密的考辨，去伪存真，断定其是否真实可靠，再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指出前代鉴定家的失误，重新对作品作出结论，这是徐氏依靠著录又不迷信著录的可贵之处。 

    徐邦达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中，有一章为“古书画应注重各点”，“书画本身”只占一节，款跋、印章、纸绢绫、幅式和装潢形制占四节，足见他的侧重点在技术的鉴定方面，而“书画本身”一节又分三点：一、书画写作中的基本组织；二、书法中的文字考订；三、绘画中建筑物和服饰用品形制的考订。显而易见，后两点仍属技术鉴定范畴。这与谢稚柳谈“书画本身”相比便明显表现出徐邦达的鉴定倾向。他的鉴定较多依靠理智，依靠细致的考证和分析。正因此，徐邦达的书画鉴定中运用可以运用的一切材料，并拒绝“模糊性”。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辩证地看问题，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运用到书画鉴定中来，是徐邦达对书画鉴定学的贡献。 

    启功学术鉴定 

    启功的书画鉴定具有另一特色，为其他鉴定家难以取代，即他以学问支撑鉴定。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历史学、音韵、训诂、书法等有很深的造诣，故而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鉴定和文献考据方面，具有过人之处，对书画鉴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 

    《启功丛稿》是启功惟一收录书画鉴定的集子。他在前言中以谦虚的口吻透出无比自信。由于启功对书法的偏爱和研究的深入，加上文字学、文学、历史知识的渗透，他的鉴定以书法碑帖的考据为主，绘画鉴定为辅。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考据上功力过人，多不从用笔、风格等本题语言出发，而重在考据，形成了他的鉴定特色。他对各种版本的刻帖和各种碑帖的拓本均有深入的研究。他的《急就篇传本考》、《半亭帖考》《孙过庭书谱考》《唐摹万岁通天帖考》、《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等都不囿陈说，自出新意。他在各门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在碑帖鉴定中显得尤为突出，其中古典文学知识占有很大比重。启功不仅从碑帖中来校勘古代文学资料，而且反过来用古代文学资料来考证真伪。 

    文献考据是启功的长项，他的考据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与徐邦达不同，徐氏所据是比较专业的文献－－书画著录，而启功所据范围广泛，除书画著录外，还广取各种文献史料，孙机的舆服研究以及傅熹年的建筑研究同样在书画鉴定中起到很大作用。从研究方法上看，这样的人才奇缺，而在学术界精通书画的人又极少，启功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故而他在运用学术研究的功底，进行书画鉴定的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