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迷恋什么书|语文综合知识

毛泽东读书成癖。患白内障以后，他的视力极弱，只能用放大镜一点点地看大字本书（特地为他印刷的），或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垂暮之年，身心交瘁，视力减退。但仍然手不释卷。

在1975年，眼睛作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他又大量读书，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仍然手不释卷。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已进入弥留之际，医生不断抢救，他反复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时，他还是要书看。他讲要一本书，但他语言含糊、声音微弱，连最能听懂他的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直到临终前一天他仍看文件、读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

　　

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他从头到尾读过，有些篇不只读一遍。还作了许多圈点、勾画和批注。

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

毛泽东对《资治通鉴》非常重视，曾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校点《资治通鉴》。他对吴晗说：“《资治通鉴》这本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俱。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校点本出版后，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余，反复阅读，作了批注、许多标记和圈点。

毛泽东晚年，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有时候一看好几个小时。他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孟，这部书他看了“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哟。……”

毛泽东说：“这本书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做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哟。为什么？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焚书坑儒，以为就可以天下太平了……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毛泽东又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明君……都不能离开秀才啊。”怀抱着这样的指导思想，《资治通鉴》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

　　

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注印刷了古代历史文献共86篇，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由于版本字体较大（最大的达36磅长宋字体），称为“大字本”。

这是按毛泽东的意图，专门印制的。这些大字本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中的一些篇目；以及《商君书》、《韩非子》、《荀子》；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晁错、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子等人的著作；庚信、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辛弃疾、蒋捷、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曲等。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生命最后4年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以及他黄昏岁月复杂的心态。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亡身）后，毛泽东布置校注印刷了《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传，反思事件发生后的时局；他还布置校注印刷了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

1974年3月，毛泽东又布置校注印刷了一批“评法、批儒”的大字本。席卷全国的“儒法斗争”闹剧从此揭幕，目的是借宣传“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74年5月，毛泽东布置注释了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斌》、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恨赋》。这时毛泽东面对政治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壮志与暮年，造成错综复杂的心态，使他不得不从中国古典辞赋诗词中寻求抚慰了。

　　

毛泽东晚年曾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他从来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搞错了，对一切否认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行动，他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己”（曹操诗），却又疾病缠身，无法动笔的情况下，他只能把万种情思寄托于古典诗词。　　1975年4月，周恩来病情恶化，毛泽东布置校注印刷宋代张元干的《贺新郎》词：“……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毛泽东把这首词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他已经意识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性。这首词寄托着他同这位相处几十年、对自己无限忠诚、处理国事须臾不能离，然而在思想上又不能完全一致的老战友的复杂感情。

TAG:文化 伟人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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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都喜欢做些什么呢？喜欢读些什么书呢？让我们从伟人的阅读习惯中去把握脉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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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毛泽东又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明君……都不能离开秀才啊。”怀抱着这样的指导思想，《资治通鉴》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

　　

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注印刷了古代历史文献共86篇，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由于版本字体较大（最大的达36磅长宋字体），称为“大字本”。

这是按毛泽东的意图，专门印制的。这些大字本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中的一些篇目；以及《商君书》、《韩非子》、《荀子》；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晁错、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子等人的著作；庚信、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辛弃疾、蒋捷、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曲等。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生命最后4年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以及他黄昏岁月复杂的心态。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亡身）后，毛泽东布置校注印刷了《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传，反思事件发生后的时局；他还布置校注印刷了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

1974年3月，毛泽东又布置校注印刷了一批“评法、批儒”的大字本。席卷全国的“儒法斗争”闹剧从此揭幕，目的是借宣传“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74年5月，毛泽东布置注释了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斌》、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恨赋》。这时毛泽东面对政治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壮志与暮年，造成错综复杂的心态，使他不得不从中国古典辞赋诗词中寻求抚慰了。

　　

毛泽东晚年曾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他从来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搞错了，对一切否认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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