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走了

是徐志摩1924年5月12日在北京真光剧场的演讲。

我有几句话想趁这个机会对诸君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听。泰戈尔先生快走了，在几天内他就离别北京，在一两个星期内他就告辞中国。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

他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非但身体不强健，他并且是有病的。所以他要到中国来，不但他的家属，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医生，都不愿意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比如法国的罗曼罗兰，也都有信去劝阻他。他自己也曾经踌躇了好久，他心里常常盘算他如其到中国来，他究竟能不能够给我们好处，他想中国人自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教育家，他们有他们的智慧、天才、心智的财富与营养，他们更用不着外来的补助与戟刺，我只是一个诗人，我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更没有科学家实利的效用，或是工程师建设的才能，他们要我去做什么，我自己又为什么要去，我有什么礼物带去满足他们的盼望。他真的很觉得迟疑，所以他延迟了他的行期。但是他也对我们说到冬天完了春风吹动的时候（印度的春风比我们的吹得早），他不由的感觉了一种内迫的冲动，他面对着逐渐滋长的青草与鲜花，不由的抛弃了，忘却了他应尽的职务，不由的解放了他的歌唱的本能，和着新来的鸣雀，在柔软的南风中开怀的讴吟。同时他收到我们催请的信，我们青年盼望他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定夺了他东来的决心。他说趁我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决不可错过这最后唯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我幼年时便发心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怅，毋宁利用这夕阳未暝的光芒，了却我晋香人的心愿？

他所以决意的东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医生的警告，不顾自身的高年与病体，他也撇开了在本国一切的任务，跋涉了万里的海程，他来到了中国。

自从四月十二在上海登岸以来，可怜老人不曾有过一半天完整的休息，旅行的劳顿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了三四十次！他的，我们知道，不是教授们的讲义，不是教士们的讲道，他的心府不是堆积货品的栈房，他的辞令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兢兢的泛登水面都是生命的精液；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石罅里，不住的欢响；他是百灵的歌声，他的欢欣、愤慨、响亮的谐音，弥漫在无际的晴空。但是他是倦了。终夜的狂歌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亦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

老人是疲乏了。这几天他睡眠也不得安宁，他已经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差不多是靠散拿吐瑾①过日的。他不由的不感觉风尘的厌倦，他时常想念他少年时在恒河边沿拍浮的清福，他想望椰树的清荫与曼果的甜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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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散拿吐瑾，一种药物。

但他还不仅是身体的惫劳，他也感觉心境的不舒畅。这是很不幸的。我们做主人的只是深深的负歉。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悲悯是当初释迦牟尼证果的动机，悲悯也是泰戈尔先生不辞艰苦的动机。现代的文明只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飏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芜秽的心田里只是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更没有收成的希冀。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少数的丈夫，不怕阻难，不自馁怯，肩上抗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满装着新鲜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时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他只是努力的工作，清理一方泥土，施殖一方生命，同时口唱着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将次透露的萌芽。泰戈尔先生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我们亲眼见过他慈祥的阳春似的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大声，我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污抹，谁不曾感觉他至诚的力量，魔术似的，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燃点了理想的光明？所以我们也懂得他的深刻的懊怅与失望，如其他知道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的诬毁他的热忱。我们固然奖励思想的独立，但我们决不敢附和误解的自由。他生平最满意的成绩就在他永远能得青年的同情，不论在德国，在丹麦，在美国，在日本，青年永远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经遭受种种的误解与攻击，政府的猜疑与报纸的诬捏与守旧派的讥评，不论如何的谬妄与剧烈，从不曾扰动他优容的大量，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他的爱心，他的至诚，完全的托付青年。我的须，我的发是白的，但我的心却永远是青的，他常常的对我们说，只要青年是我的知己，我理想的将来就有着落，我乐观的明灯永远不致黯淡。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坠落在怀疑、猜忌、卑琐的泥溷，他更不能信中国的青年也会沾染不幸的污点。他真不预备在中国遭受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自在，他很感觉异样的怆心。

因此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他差不多是病了。我们当然很焦急的期望他的健康，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他的讲演。我们恐怕今天就是他在北京公开讲演最后的一个机会。他有休养的必要。我们也决不忍再使他耗费有限的精力。他不久又有长途的跋涉，他不能不有三四天完全的养息。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已经约定的集会，公开与私人的，一概撤销，他今天就出城去静养。

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作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但是同学们，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

他们说他是守旧，说他是顽固。我们能相信吗？他们说他是“太迟”，说他是“不合时宜”，我们能相信吗？他自己是不能信，真的不能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评只是太新，太早，太急进，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六十年的生涯只是不断的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但他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系？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亲属？我们何妨说太阳是黑的，我们何妨说苍蝇是真理？同学们，听信我的话，像他的这样伟大的声音我们也许一辈子再不会听着的了。留神目前的机会，预防将来的惆怅！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绩。他的无边的想象是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①；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②像的密仡郎其罗③；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德④；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必克⑤山顶的大神。他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三春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来从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的流着，不息的流着，我们只是两岸的居民，凭借这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田稻，苏解我们的消渴，洗净我们的污垢。他是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银白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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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惠德曼，通译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等。

②摩西，《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

③密仡郎其罗，浪译米盖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画家。

④葛德，通译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

⑤奥林必克，通译奥林匹斯，希腊东北部的一座高山，古代希腊人视为神山，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都住在山顶。

人格是一个不可错误的实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们是饿惯了的，只认鸠形与鹄面是人生本来的面目，永远忘却了真健康的颜色与彩泽。标准的低降是一种可耻的堕落：我们只是踞坐在井底青蛙，但我们更没有怀疑的余地。我们也许揣详东方的初白，却不能非议中天的太阳。我们也许见惯了阴霾的天时，不耐这热烈的光焰，消散天空的云雾，暴露地面的荒芜，但同时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岂不也感觉一个新鲜的影响，催促我们生命的跳动，唤醒潜在的想望，仿佛是武士望见了前峰烽烟的信号，更不踌躇的奋勇前向？只有接近了这样超轶的纯粹的丈夫，这样不可错误的实在，我们方始相形的自愧我们的口不够阔大，我们的嗓音不够响亮，我们的呼吸不够深长，我们的信仰不够坚定，我们的理想不够莹澈，我们的自由不够磅礴，我们的语言不够明白，我们的情感不够热烈，我们的努力不够勇猛，我们的资本不够充实……

我自信我不是恣滥不切事理的崇拜，我如其曾经应用浓烈的文字，这是因为我不能自制我浓烈的感想。但是我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我们的诗人，虽则常常招受神秘的徽号，在事实上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最通达人情，最近人情的。我盼望有机会追写他日常的生活与谈话。如其我是犯嫌疑的，如其我也是性近神秘的（有好多朋友这么说），你们还有适之①先生的见证，他也说他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个人：我们可以相信适之先生绝对没有“性近神秘”的嫌疑！所以无论他怎样的伟大与深厚，我们的诗人还只是有骨有血的人，不是野人，也不是天神。唯其是人，尤其是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情爱。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十二日在真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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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适之，即胡适（1891—1962），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

是徐志摩在一九二四年五月泰戈尔即将离华前所作的一次关于泰戈尔的讲演。既是讲演，就要求词锋犀利直捷，语言酣畅淋漓。而这篇《泰戈尔》，恰恰是感情充沛、陈词恳切，华丽而不流于堆砌，有所指斥又不失其优雅，是一则极为成功的讲演，恐怕也正是直出于徐志摩那种热情洋溢、言为心声的浪漫派诗人的真性情。

泰戈尔是一位深为我们熟悉、喜爱的印度诗人，他的作品在中国流传极广、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泰戈尔极其重要的功绩——正是他的影响使得繁星春水般的“小诗”茁生在中国新诗在早期白话诗之后难以为继的荒野上。“小诗”的代表诗人冰心就自承是受泰戈尔诗歌的启发而开始写作的。郑振锋在其译《飞鸟集》初版序中说：“小诗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郭沫若也表示无论是创作还是思想都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参见《沫若文集》之《序我的诗》、《太戈尔来华之我见》等篇）。泰戈尔出身孟加拉贵族，受到印式和英式双重教育，他参加领导了印度的文艺复兴运动，深入研究了解印度自己的优秀文化，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素朴美丽的诗文，曾获一九一三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孟加拉的雪莱”。

泰戈尔来华访问，受到了当时中国文学界的热烈欢迎。但事情总是多方面的。奏戈尔爱其祖国，反对西方殖民文化，故而热心提倡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其本意是积极的，但惜乎与当时中国破旧求新的时代气候不甚相符，而且当时确实有些守旧派试图利用泰戈尔为自己造声势，因此知识界对泰访华确有否定意见；另外，泰戈尔早年曾参加反殖民的政治运动，后因不满于群众的盲目行为而退出，这种作派也与当时中国运动热情高涨的激进知识分子相左。在这种情况下，徐志摩的讲演当然不是无的放矢。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对泰戈尔的某种激烈态度恐怕还是误解的成分居多，而徐的讲演作为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理解和辩护，亦愈来愈显出其识见的可贵之处。

徐志摩在讲演一开始就采取了以情动人的策略。首先是告诉听众“泰戈尔先生快走了”。以“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之语抓住听众的情感之后，开始铺陈老人来华之艰难程度及其不易的决心：年高体迈，远行不啻是一种冒险，亲友的善意劝阻，似乎缺乏必然的精神动力——正因如此，老人的到来恰见出其对中国的美好感情。而到中国后，奔波讲演使老人疲乏劳顿到只能借助药品来维持其精力。

当此听众的同情心已自然萌生之时，话头突然一转：“但他还不仅是身体的惫劳，他更感觉心境的不舒畅。”志摩指出：“这是很不幸的！”接着说明泰戈尔来华的目的是“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和“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在说明老诗人的爱心是完全的托付与了青年之后指出青年更不当以偏见和诬毁来排斥一位慈祥的老人的善意。

下来又是一折：“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虽则老人相信中国的青年不会沾染疑忌卑琐的污点，但他还是决定暂时脱离公众去静养。徐志摩的有所斥刺的话语犹如针在绵中一样锋芒内敛：

“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有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作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但是同学们，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

句子短促有力，语调铿锵，可以想象，一连五个问号的效果无疑是满场寂静，厅内回荡的是讲演者的激愤。

徐志摩抓住这个时机把讲演的感情推向了高潮。在紧接着的篇幅相当长而又一气贯注的一段中，志摩用了一连串的问句，感叹句和排比句来反驳关于老诗人“顽固”、“守旧”的不实之词，指出老人一生都在与暴力主义、帝国主义和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作斗争，并热情地赞扬老人伟大的人格，比之为摩西、苏格拉底等历史上的伟人，比之为救主和大神宙斯，又比之为自然界的和风、新芽、阳光、瀚水和喜马拉雅的雪峰——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形象地说明老人人格的高洁和壮丽。

然后志摩告诫不要因为自己的卑琐而怀疑他人的伟大。接着又是一转：也许你们会因为我徐志摩是个诗人来讲这话而有所疑忌，那么胡适是一个沉厚稳重的人选来说明老人的伟大与深厚，既伟大深厚、又是最富感情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爱”！

整篇讲演峰回路转、一波三折，又直截了当、一气呵成。缜密的结构、精妙的语言，再加上讲演者的气质风度，当年诗人徐志摩在真光剧场热情洋溢、顾盼神飞的姿态宛然在目。